郑永年教授：人工智能时代下知识创造的新挑战与机遇

在人工智能迅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知识创造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愈加突出。2025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的“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分论坛于5月27日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教授应邀发表主旨演讲，主题是“数智时代的知识变革与知识创新”。在他的演讲中，郑教授深入探讨了人工智能如何重塑知识创造的边界，并分享了对未来知识工作的前瞻性思考。

人工智能与知识创造的劳动分工

郑永年教授在演讲中指出，人工智能的崛起使得人类和机器之间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区域，尤其在知识创造领域，二者之间的劳动分工愈发明显。他提到，20世纪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提出的关于思想与语言界限的理论同样适用于当今人工智能的思考。人工智能擅长于处理具体的、具象化的信息，但对于伦理、价值观及生命意义等深层次问题，它却无法深入表述，这一点反映了人类思维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从实证的角度来看，郑教授分析了人工智能为研究带来的新机遇与挑战，尤其是在社会科学领域。他指出，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进步，某些传统的研究方法和领域可能被其有效替代。例如，人工智能一天内完成的研究量，可能相当于数名博士生数年的努力，这迫使社会科学研究者必须重新审视自身的研究方法与内容，以适应新的技术环境。

知识类别的划分与转型

在谈到知识的分类时，郑教授将社会科学知识分为三类：第一类为形而下的知识，第二类为形而上的知识，第三类为介于二者之间的知识。人工智能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创造第一类知识，但在第二类和第三类知识的创造方面却显得无能为力。因而，他强调，学者们必须思考人工智能的局限性，并努力超越其能力，创造出人工智能无法涉及的深层次知识。

“人工智能的工作从1到N，即从已有的知识扩展至更多的应用场景；而从0到1的创新性知识体系建构，依旧需要人类智慧的引导和推动。”郑永年教授坚信人类在知识创造中的不可替代性，尤其是在对复杂问题的探讨及解决方案的设计上。

明确劳动分工与发展路径

在与媒体的采访中，郑教授再一次强调了合理的劳动分工的重要性。他指出，面对人工智能的技术进步，我们需要反思自身的角色，确定人类与机器之间明确的合作与分工界限，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通过将某些重复性、低技能的工作交由人工智能处理，人类可以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创造性的研究和思考中。

在探讨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不同发展路径时，郑教授表示，尽管两国在大模型技术上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中国在某些特定领域，特别是成本和效率上也展现出强大的竞争力。他提及中方新兴技术的成功，如Deepseek，这表明中国在技术创新与应用上的探索将开辟新的可能性。

面对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除了技术与知识的层面，郑教授还提到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当今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时代，年轻人作为文化的主要载体，承担着时代赋予他们的文化创新使命。他认为，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应充分利用其丰富的实践经验，讲述一个充满活力的新文化故事。

郑教授指出，“中国今天的发展最终要体现为思想的聚集、知识体系的构建。”在他看来，建立符合国情与实践的知识体系并不仅仅是为了文化的传承，也是对多样性文明的积极贡献。他呼吁学者们应将人工智能视为工具，利用其进行实证研究，从而留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进行原创性的思考。

郑永年教授在此次论坛中的发言为我们深入理解人工智能时代下的知识创造提供了新的视角。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学术界需要重新审视人类与机器之间的关系。从主动适应与利用人工智能的优势，到努力创造出其无法触及的新知识，未来在这场知识革命中，人类的智慧依旧不可或缺。通过不断的学习与创新，中国有潜力在全球知识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为构建一个更加开放、多元的文化生态贡献力量。